奸劫弑臣第十四

 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。是以主有所善,臣从而誉之;主有所憎,臣因而毁之。凡人之大体,取舍同者则相是也,取舍异者则相非也。今人臣之所誉者,人主之所是也,此之谓同取;人臣之所毁者,人主之所非也,此之谓同舍。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,未尝闻也。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。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,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,非参验以审之也,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,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蔽于上,而臣必重于下矣,此之谓擅主之臣。

  国有擅主之臣,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,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。何以明之?夫安利者就之,危害者去之,此人之情也。今为臣尽力以致功,竭智以陈忠者,其身困而家贫,父子罹其害;为奸利以弊人主,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,身尊家富,父子被其泽: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?治国若此其过也,而上欲下之无奸,吏之奉法,其不可得亦明矣。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,必曰:“我以忠信事上,积功劳而求安,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,必不几矣。若以道化行正理,不趋富贵,事上而求安,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,愈不几矣。二者不可以得安,我安能无相比周,蔽主上,为奸私以适重人哉?”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。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,必曰:“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,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,必不几矣;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,是犹以足搔顶也,愈不几也!二者不可以得安,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?”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。故以私为重人者众,而以法事君者少矣。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,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。

 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,得效度数之言,上明主法,下困奸臣,以尊主安国者也。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,则赏罚必用于后矣。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,而不苟于世欲之言,循名实而定是非,因参验而审言辞。是以左右近习之臣,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,必曰:"我不去奸私之行,尽力竭智以事主,而乃以相与比周,妄毁誉以求安,是犹负千钧之重,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,必不几矣。"百官之吏,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,必曰:“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,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,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,必不几矣。”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,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,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?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,下得守其职而不怨。此管仲之所以治齐,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。

  从是观之,则圣人之治国也,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,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。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,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。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,正直之道可以得利,则臣尽力以事主;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,则臣行私以干上。明主知之,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。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,不目索奸邪,而国已治矣。人主者,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,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。不任其数,而待目以为明,所见都少矣,非不弊之术也。不因其势,而待耳以为聪,所闻者寡矣,非不欺之道也。明主者,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,天下不得不为己听。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,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,何也?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。故善任势者国安,不知因其势者国危。古秦之俗,君臣废法而服私,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。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,赏告奸、困末作而利本事。当此之时,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,无功可以得尊显也,故轻犯新法。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,告之者其赏厚而信,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,民疾怨而众过日闻。孝公不听,遂行商君之法。民后知有罪之必诛,而告私奸者众也,故民莫犯,其刑无所加。是以国治而兵强,地广而主尊。此其所以然者,匿罪之罚重,而告奸之赏厚也。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。至治之法术已明矣,而世学者弗知也。

  且夫世之愚学,皆不知乱之情,讘讠夹多诵先古之书,以乱当世之治;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,又妄非有术之士。听其言者危,用其计者乱,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。俱与有术之士,有谈说之名,而实相去千万也。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。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,犹蚁垤之比大陵也,其相去远矣。而圣人者,审于是非之实,察于治乱之情也。故其治国也,正明法,陈严刑,将以救群生之乱,去天下之祸,使强不陵弱,众不暴寡,耆老得遂,幼孤得长,边境不侵,群臣相关,父子相保,而无死亡系虏之患,此亦功之至厚者也。愚人不知,顾以为暴。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,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。何以知之?夫严刑重罚者,民之所恶也,而国之所以治也;哀怜百姓轻刑罚者,民之所喜,而国之所以危也。圣人为法国者,必逆于世,而顺于道德。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;弗知这者,异于义而同于俗。天下知之者少,则义非矣。

  处非道之位,被众口之谮,溺于当世之言,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,几不亦难哉!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。楚庄王之弟春申君,有爱妾曰余,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。余欲君之弃其妻也,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,曰:“得为君之妾,甚幸。虽然,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,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。身故不肖,力不足以适二主,其势不俱适,与其死夫人所者,不若赐死君前。妾以赐死,若复幸于左右,愿君必察之,无为人笑。”君因信妾余之诈,为弃正妻。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,因自裂其呆衣之里,以示君而泣,曰:“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,甲非弗知也,今乃欲强戏余。余与争之,至裂余之衣,而此子之不孝,莫大于此矣!”君怒,而杀甲也。故妻以妾余之诈弃,而子以之死。从是观之,父子爱子也,犹可以毁而害也;君臣之相与也,非有父子之亲也,而群臣之毁言,非特一妾之口也,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!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,而吴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。凡人臣者,有罪固不欲诛,无功者皆欲尊显。而圣人之治国也,赏不加于无功,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。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,固左右奸臣之所害,非明主弗能听也。

  世之学者说人主,不曰:“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”,而皆曰:“仁义惠爱而已矣!”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,是以大者国亡身死,小者地削主卑。何以明之?夫施与贫困者,此世之所谓仁义;哀怜百姓,不忍诛罚者,此世之所谓惠爱也。夫有施与贫困,则无功者得赏;不忍诛罚,则暴乱者不止。国有无功得赏者,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,内不急力田疾作,皆欲行货财,事富贵,为私善,立名誉,以取尊官厚俸。故奸私之臣愈众,而暴乱之徒愈胜,不亡何时!夫严刑者,民之所畏也;重罚者,民之所恶也。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,设其所恶以防其奸,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。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,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。无棰策之威,衔橛之备,虽造父不能以服马;无规矩之法,绳墨之端,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;无威严之势,赏罚之法,虽舜不能以为治。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,行爱惠,而欲霸王之功,亦不可几也。故善为主者,明赏设利以劝之,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;严刑重罚以禁之,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。是以无功者不望,而有罪者不幸矣。讬于犀车良马之上,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;乘舟之安,持楫之利,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;操法术之数,行重罚严诛,则可以致霸王之功。治国之有法术赏罚,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,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,乘之者遂得其成。伊尹得之,汤以王;管仲得之,齐以霸;商君得之,秦以强。此三人者,皆明于霸王之术,察于治强之数,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;适当世明主之意,则有直任布衣之士,立为卿相之处;处位治国,则有尊主广地之实:此之谓足贵之臣。汤得伊尹,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;桓公得管仲,立为五霸主,九合诸候,一匡天下;孝公得商君,地以广,兵以强。故有忠臣者,外无敌国之患,内无乱臣之忧,长安于天下,而名垂后世,所谓忠臣也。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,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,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;及襄子之杀智伯也,豫让乃自黔劓,败其形容,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。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,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。此吾之所下也,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。古有伯夷叔齐者,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,二人饿死首阳之陵。若此臣,不畏重诛,不利重赏,不可以罚禁也,不可以赏使也,此之谓无益之臣也。吾所少而去也,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。

  谚曰:“厉怜王。”此不恭之言也。虽然,古无虚谚,不可不察也。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。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,虽长年而美材,大臣犹将得势,擅事主断,而各为其私急。而恐父兄毫杰之士,借人主之力,以禁诛于己也,故杀贤长而立幼弱,废正的而立不义。故《春秋》记之曰:"楚王子围将聘于郑,未出境,闻王病而反。因入问病,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,遂自立也。齐崔杼,其妻美,而庄公通之,数如崔氏之室。及公往,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。公入室,请与之分国,崔子不许;公请自刃于庙,崔子又不听;公乃走,逾于北墙。贾举射公,中其股,公坠,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,而立其弟景公。"近之所见:李兑之用赵也,饿主父百日而死,卓齿之用齐也,擢湣王之筋,悬之庙梁,宿昔而死。故厉虽癕肿疕疡,上比于《春秋》,未至于绞颈射股也;下比于近世,未至饿死擢筋也。故劫杀死亡之君,此其心之忧惧,形之苦痛也,必甚于厉矣。由此观之,虽“厉怜王”可也。


译文:
    所有奸臣都是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亲近宠爱地位的。因此,君主喜欢的,奸臣就跟着吹捧;君主憎恨的,奸臣就跟着诋毁。大凡人的常性,观点相同的就相互肯定,观点相异的就彼此指责。现在臣子所赞誉,正是君主所肯定的,这叫做“同取”;而臣子所诋毁的,正是君主所憎恨的,这叫做“同舍”。取舍一致而互相对立的,还不曾听说有过。这是臣子用来取得宠幸的途径。奸臣能够凭借宠幸的地位来说毁或夸奖、提升或罢免群臣,如果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,不用检验的方法来考察他,必会因为他过去和自己意见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,这是宠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、营私舞弊的原因。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受蒙蔽,而奸臣在下面一定握重权,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。

   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,臣下就不能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来效忠君主,各级官吏也不能奉行法制来建立功绩。凭什么明白这些?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,危险有害的就要避开,这是人之常情。现在臣下尽力来建功,竭智来效忠的,结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贫穷,父子都遭受祸害;行奸营利去蒙蔽君主,广事贿赂去投靠达官重臣的,自身尊宠,家庭富裕,父子都得到好处;人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?治国到了这么错误的地步,而君主希望下面没有奸邪,官吏遵守法令,不能办到是够明显的了。所以近臣知道忠贞老实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,一定会说:“我凭忠诚老实侍奉君主,不断立功来求得平安,这等于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,一定没有指望了;如果按照法术推行正理,不去趋炎附势,只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,这等于聋子想辨别声音的清浊,更没有指望了。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平安,我怎能不结帮拉派、蒙蔽君主、作奸行私来迎合重臣呢?”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利益了。各级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,一定会说:“我凭清廉侍奉君主来求得平安,就像没有规矩而想画出方圆一样,—定没有指望了;假如凭守法、不结党营私、履行职责来求得平安,这就好比用脚搔头一样,更没有指望了。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,能不违法营私来迎合重臣吗?”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法令了。所以为了私利去帮助重臣的人就多了,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。因此君主在上面陷于孤立而奸臣在下面结成死党,这就是田成所以能杀掉齐简公的原因。

    懂得法术的人做臣子,能够献出法术的主张,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,对下制服奸臣,以此来尊崇君主,安定国家。因此,法术主张能进献出来,赏罚制度接着就能实行了。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,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,就会按照名实来判定是非,根据验证来鉴别言论。因此近侍宠臣,知道欺诈不可能求得平安,一定会说:“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为,尽心尽力去侍奉君主,而竟想通过相互勾结胡乱褒贬来求得平安,这好比背负千钧重担掉入万丈深渊还想逃生,一定没有指望了。”各级官吏也知道作奸营私不可能得到平安,一定会说:“我不用清廉方正来执行法令,竟用贪诈肮脏的心思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,这好比从高山之顶坠入深谷之下还想逃生,一定没有指望了。”利害关系是这样清楚,近臣怎么敢用假话欺骗君主,而百官怎么敢用贪欲来鱼肉百姓?因此,臣子能够表达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,官吏能够忠于职守而没有怨言。这就是管仲能使齐国大治、商鞅能使秦国强大的原因。

    由此看来,圣人治理国家,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,而不依赖别人出于爱而为我效力。依赖别人出于爱为我效力就危险了。依靠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才能平安。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,如果凭正直态度可以得利,臣下就会尽力来侍奉君主;凭正直态度不可以求安,臣下就会营私来侵犯君主。明君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设立赏罚措施来昭示天下,如此而已。因此君主虽然不亲口教化百官,不亲眼搜索奸邪,国家却已治理好了。作为君主,并非眼睛像离娄一样才算锐利,并非耳朵像师旷一样才算灵敏。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术,而要等到亲眼看见才以为明白,看见的东西就少了;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。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权势,而要等到亲耳听到才以为清楚,听到的东西就少了;这不是不受欺骗的方法。作为明君,要使天下不得不为我看,不得不为我听。所以身处深宫之中,明察四海之内,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骗,为什么呢?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,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。所以善于借势的,国家安定;不知借势的,国家就危险了。古代秦国的风俗,君臣废法而行私,因此国乱兵弱而君主卑弱。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,倡明公道,奖励告奸,抑制工商,便利农耕。在这种时候,泰国百姓习惯于犯罪可以赦免、无功可以显贵的旧俗,所以轻易触犯新法。于是对违反新法的人刑罚严厉而坚决,对告发奸邪的人赏赐优厚而守信,所以奸邪的人没有不被发现的,遭受刑罚的人很多,民众怨恨,大家的责难每天都能听到。秦孝公不加理睬,坚持推行商鞅的法令。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诛,而告发奸私的人多,所以民众没有敢犯罪的,刑罚也就没有对象施加了。因此,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,土地广大而君主尊贵。泰国所以治理得好,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惩罚严厉,对告发奸私的赏赐优厚。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为自己耳目的方法。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够明白了,而当代学者却一点也不懂得。

    再说当代那些愚蠢的学者,都不懂得治和乱的实情,只会谍谍不休地引用古书,来扰乱当代的国家治理;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,却又胡乱攻击坚持法术的人。听信他们的言论就危险,采用他们的计谋就混乱,他们是愚蠢透顶的人,又是危害最大的人。他们和坚持法术的人一样都有善于谈说的名声,其实却差得很远,这就是名同而实质不同的例子。当代愚蠢学者和法术之士相比,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样,二者相差实在太元了。作为圣人,能够了解是非的实情,明察治乱的真相。所以他治理国家时,明正法令,设置严刑,用来解救百姓的祸乱,消除天下的灾难,使强不欺弱,众不侵寡,老年人们得享天年,幼子孤儿得以成长,边境不受侵犯,君臣亲密相处,父子互相护养,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患,这也是最重大的功绩啊!愚蠢的人不懂这些,反而看作残暴。他们固然希望安治,却反对达到安治的方法;都厌恶危险,却又喜欢造成危险的原因。怎么知道这些?严刑重罚,是百姓所厌恶的,但又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;怜惜百姓减轻刑罚,是百姓所喜欢的,但又是国家陷入危险的途径。圣人以法治国,必定违反世俗而顺应真理。懂得的人,就会赞同原则而违背世俗;不懂的人,就会违背原则而赞同世俗。天下懂得的人少,这个原则就成为错误的了。

    处在不合理的地位,遭受着众人的诬陷,淹没在世俗的舆论中,却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得平安,不也是非常困难的吗!这就是法术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。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妄名叫余,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名叫甲。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,便自己毁伤身体来让春申君看,并哭着说;“能做您的侍妄,我感到很幸运。然而顺从夫人就无法侍侯好您,顺从您又无法侍侯好夫人。我实在不贤,没有能力使你们二位都称心,情形摆着不能都服侍好,与其死在夫人那里,还不如死在您面前。我死以后,假如您身边再有得宠的人,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种情形,不要被人笑话。”春申君因而相信了余的谎言,为她抛弃了正妻。余又想杀甲而让自己儿子做继承人,就自己撕破衬衣里子,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:“我受宠于您的时间很长了,甲不是不知道,现在竞想强迫调戏我。我和他争执,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。孩子不孝顺,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”春申君大怒,就杀了甲。所以正妻因余的谎言而被抛弃,儿子也因此而死。由此看来,父亲爱子,尚且会因诽谤而加害,君臣之间没有父子关系那样亲密,而群臣的毁谤更不只是一个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。无怪乎贤人圣人要遭到杀害了!这就是商鞅在秦被车裂、吴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。大凡做臣子的,有罪本不想受到惩罚,无功却都想显贵。而圣人治理国家,赏赐不给没有功劳的人,刑罚必须施加给犯罪的人。既然如此,那么法术之士的为人,本就会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,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的主张的。

    当代学者进说君主,不说“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,”却都说“仁义惠爱就够了”。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考察它的实质,因此,严重的国家灭亡,君主身死,轻一点的土地丧失,君位卑下。怎么得知这些呢?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人,这是世人所谓的仁义;可怜百姓,不忍心惩罚,这是世人所谓的惠爱。既然要施舍给贫困的人,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赏;既然不忍心惩罚,那么暴乱就不能制止。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,民众对外就不致力于作战杀敌,对内就不努力从事耕作,都一心想着行贿巴结权贵,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名誉,以便获取高官厚禄。所以奸私的臣子越来越多,暴乱分子越来越猖狂,国家不亡还待什么呢?严刑是百姓畏惧的,重罚是百姓厌恶的。所以圣人设置严刑来禁止奸邪,设置重罚来防止奸邪,因此,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。我据此知道仁义惠爱不足实行,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。没有马鞭的威力、马嚼子的配置,即使是善于驾车的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;没有规矩作为准则、墨线用来校正。即使是巧匠王尔也不能画好方圆;没有威严的权势、赏罚的法令,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。当代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刑,实行爱惠,却想建立霸王功业,也是没食指望的。所以,善做君土的人。明确设置奖赏、利禄来鼓励人们,使民众靠建功立业得赏,而不靠君主行仁义来赐予;推行严刑重罚来限制人们,使民众因罪受罚而不靠君主讲爱惠来赦免。因此,无功的人不会幻想得赏,犯罪的人不会侥幸免罚。依靠坚车好马,就可以在陆地上冲破陡坡险阻的危险;凭借船的安稳,依仗桨的作用,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;掌握法术之道,实行严刑重罚,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。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,就好比陆路有坚车良马,水路有轻舟便桨样,凭借它们的人因此获得成功。伊尹掌握了法术,实行赏罚,商场因此称王;管仲掌握了法术,实行赏罚,齐桓公因此称霸;商鞅掌握广法术,实行赏罚,秦国因此强大。这三个人,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术,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,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;他们符合当代君主的心意,就会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;他们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,就能收到使君主尊显、领土扩大的实绩:这种人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。商汤得到伊尹,凭借百里之地成为天子;齐桓公得到管仲,成为五霸之首,九合诸侯。一匡天下;秦孝公得到商靶,领土因而扩大,兵力因而强盛。所以有了忠臣,君主对外没有邻国入侵的忧患,对内没有奸臣作乱的担忧,天下长治久安,名声流芳后世,这就是所说的真有了忠臣。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,上不能劝说君主,使智伯懂得法术制度的道理,躲避灾难祸患,下不能率领部下来让国家安定。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,豫让才自己涂黑皮肤,割去鼻子,毁坏面容,以图替智伯向赵襄子报仇。这虽有毁身冒死来忠于君主的名声,实际上却对智伯没有丝毫的好处。这是我所贬低的,但当君主却认为他忠诚而加以尊敬。古代曾有伯夷、叔齐两个人,周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,他们却不接受,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像豫让和伯夷、叔齐这样的臣子,不畏重刑,不图厚赏,不能够用刑罚来限制他们,不能够用赏赐来支使他们,这就叫做无用的臣子。这是我所鄙视厌弃的人,却是当代君主所称赞访求的人。

    古话说:“麻疯病患者怜悯君主。”这是对君主不尊敬的话。然而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,不能不详察。这句话是针对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说的。君主不用法术来驾驭他的臣下,即使年龄高而资质好,大臣也还要得势擅自处理和决断事情,而各为各的私人要事忙碌,害怕君主亲戚和豪杰之士借助于君主的力量来约束和诛罚自己,所以杀掉贤良成年的君主而拥立幼小懦弱的君主,废掉正宗嫡子而立不该继位的人。所以《左传》记载说:“楚王的儿子围将访问郑国,还没出境,听说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。借着进去探病,用他系帽的带子勒死了楚王,于是自立为楚王。齐国崔杼的妻子长得美丽,齐庄王她通奸。多次进入崔抒的屋里。等到庄公又一次到来时,崔杼的家臣贾举就率领崔杼的手下人攻打庄公。庄公逃到屋内,请求和崔抒平分国家,崔杼不答应;庄公请求在宗庙里自杀,崔杼仍不答应;于是庄公就逃跑,翻过北墙。贾举射击庄公,射中了大腿,庄公掉下墙来,崔杼的手下人用戈把庄公砍死了,然后崔杼拥立庄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。”近期所见:李兑在赵国掌权,赵武灵王被困百天而饿死;卓齿在齐国掌权,抽了齐湣王的筋,吊在宗庙的梁上,过了一夜死去。所以,虽然麻疯病痈肿疮烂,上比于春秋时代,还不至于勒颈射腿;下比于近世,还不至于饿死抽筋。所以被劫杀而死亡的君主,他们内心的忧惧,肉体的痛苦,一定超过了麻疯病患者。由此看来,即使是说“麻疯病患者哀怜君主”,也未尝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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